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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诗经图》：一场跨时空的对话

《诗经》看成六经之一，历来备受尊崇，对它的图像发扬很早就仍是出现，当今所见较早的纪录是东汉刘褒作《云汉图》《北风图》，晋明帝司马绍作《豳风七月图》等。不外，历史上的《诗经图》多量以单幅或组图为主，只须南宋和清代分手出现了两种《诗经全图》，成为《诗经图》发展史上的两座岑岭。南宋技艺，著名画家马和之与宋高宗、宋孝宗合营，创作了305幅《诗经图》，成为艺坛佳话。时至清代，乾隆天子复刻了这一君臣合营的艺坛盛事，他切身书写诗文并命画师绘画，补足六首笙诗，历时七年终于完成了311幅《诗经图》。

对于马和之的生平有两种说法，周详《武林旧事》合计他是南宋御前画院的首席画师，夏文彦《图绘宝鉴》则纪录他是钱塘东谈主，高宗绍兴（1131—1162年）间进士，官至工部侍郎。《诗经》篇章宽绰，要将三百多首诗作一一绘画，责任量想必不小，就连这项工程的发起东谈主宋高宗，也没能比及《诗经全图》的完确立逝世了，若马和之担任位高权重的工部侍郎，惟恐莫得这样多时候来进行如斯弘大的艺术创作，是以马和之为御前画师之说似乎更着实据。马和之的绘画格调借鉴吴谈子，用笔清峻超脱，设色冲淡高古，多用标记性的“蚂蟥描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《诗经图》，马和之还有《女孝经图》等传世，他在“成教悔，助东谈主伦”的经典图像创作限制有关键孝敬。

马和之死后，这套《诗经图》洒落东谈主间，今天存世的残帙中，有不少被合计是同期期画师或后世画家之仿作，但不管奈何，这些作品的绘画格调、发扬方式趋于一致，诠释它们应该来自交流的祖本，能够一定流程上反应马和之原作的面庞。《诗经》中不少作品的主题是相同的，要从诗句中拈出一二场景东谈主物，以极度精真金不怕火的笔触传达诗旨，是对画家创作材干的极大测验。《七月图》按照毛郑阐释印迹，将七月流火、蚕桑、稼穑、宴饮等融于一图，东谈主物形象纤毫毕现，古风宛然，后世摹绘者宽绰。《东山图》发扬了一队行役中的士兵，他们的热诚并非行将归家的狂喜，反而暴露出近乡情怯的凝重，将不雅者带入诗中复杂的情谊。《月出图》莫得径直神气诗中的月色或好意思东谈主，而是发扬了豁达渺茫的时空之中，一个登楼远望的孤未婚影，诗东谈主的萧瑟懊恼涉笔成趣，迤逦之中别有韵致。赵孟頫称马和之“得风东谈主之旨”，盛赞其立意高古，准确主持了诗作的神髓，后东谈主即使不看文字，仅从丹青现实也能判断相应主题：“夫诗存而可名其图者，非善之善也；诗一火而可知其图者，真能诗者也。此是以为和之也。”

天然对于马和之绘制《诗经图》的旧事，正史并未留住一言半语，但透过历史的烟尘，咱们仍然不错推测宋高宗此举的宅心。看成宋室南渡后的第一位君主，宋高宗赵构在位的三十多年间，外有力敌，内有动乱，要踏实南宋的统治，除了军事和政事上的举措，文化修复也极度关键。高宗极度瞻仰经学，他也曾手翰九经并刻石，在那时掀翻了书经风潮，对于儒家经典的奉行起到了模范作用。南宋天然苟且偷生，仍不乏规复之志，孝宗朝曾屡次北伐，孝宗本东谈主也极度瞻仰儒学，忽视“以儒治世”的倡导。因此不少学者指出，高宗、孝宗历经两朝完成这套《诗经图》，大约亦然这些文化举措中的一环。南宋国祚能够绵延一百多年，与这些政权建立初期的文化战略是分不开的。明东谈主郁逢庆曾言宋高宗“那时机暇清赏，游意经史，不徒博玩粉墨”。清东谈主孙承泽《庚子销夏记》亦合计：“彼时军旅活命，而能神闲气定，雅意表章，跨有半壁百余年，非幸也。”

马和之《诗经图》备受后东谈主谨防，藏家多以取得一卷《毛诗图》为幸事，明东谈主冯梦祯《快雪堂日志》记录其前去高濂斋中玩赏字画之事，“马和之《鲁颂》《商颂》二卷最好”，他对此图想慕已久，因此“会心豁目，喜弗成言”。明东谈倡导丑称我方购得马和之《风》《雅》八图，为宋末庄蓼塘旧藏，“虽荒野小笔，而理趣无涯”，他连夜秉烛不雅赏，“为之通夕不寐”。马和之《诗经图》亦激励了不少东谈主的诗兴，元东谈主释宗泐曾不雅《扬之水图》并作诗曰：“马卿独念宋中微，图写诗篇墨采辉。戍甫戍申齐不足，西风淮岸铁为衣。”明东谈倡导靖之题《伐檀图》：“后稷肇王业，豳风有遗词。相彼千亩良，为我百度资。”清东谈主黄钺题《咏荇花》：“欲倩马和之，图入关雎篇。”可谓由诗而画，由画而诗，酿成了真理的“再创作”传统。

在马和之画作的储藏上，乾隆天子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东谈主物。他以君王身份完成了对那时存世的马和之《诗经图》的全面整理和系统雠校。据吴振棫《养吉斋丛录》纪录，乾隆以历年之功网络了十七卷马和之《诗经图》，他对这些图一一核定，查漏补缺，剔除五卷伪物，保存十二卷真货，有图无诗者则切身补上，最终将这些作品庋藏于景阳宫后殿学诗堂中。乾隆感触，古诗三千余篇，后世仅存十分之一，但马和之《诗经图》能够留存十分之三，“视尼山诗教所得参倍。其为原意，岂直足资多识之助云尔哉”。之后，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南巡途中得到《周颂闵予小子之什图》，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年）又得到《唐风图》，学诗堂所藏总额升至十四卷。阮元《石渠宝笈》纪录，“学诗堂”“理由知道”“心气和平”三枚玺印，即专用于学诗堂马和之《诗经图》。今天，这些图再度洒落海表里，但咱们在各大博物馆见到的作品中，大多有乾隆本东谈主的印玺和题跋，这些雠校文字为咱们提供了极度关键的印迹。

乾隆不仅鼎力征集马和之《诗经图》，还仿效高宗、孝宗，重启了这一艺坛盛事。乾隆四年（1739），二十八岁的乾隆命宫廷画师仿照马作绘制《诗经全图》，存者摹仿，一火者补绘，他本东谈主则以楷书、隶书、行书等多种字体书写诗文，一直到乾隆十年（1745）方才大功奏凯。乾隆天子也曾自命“十全老东谈主”，他对于“整全”有狂热执着。《诗经》中“有目无辞”的六首笙诗，马和之仅录《诗序》并未绘画，而乾隆则补作了六首诗作，并为它们一一绘画，透过此举，咱们不难阅览到乾隆糊涂的争胜之心。他并不甘于仰视已有的岑岭，而但愿我方能创造一座前所未有的新岑岭。乾隆《御制学诗堂记》的一句话为东谈主们津津乐谈：“夫高、孝两朝，偏安江介，无规复之志，其有愧《雅》《颂》大旨多矣。则所为绘文籍经，亦不外以翰墨娱情云尔，岂真能学诗者乎？”从白山黑水到入主华夏，清代在乾隆技艺已臻繁华，国力刚劲，疆土豁达，因此乾隆天子充满自信地开展了各类“集大成”式的古籍整理和文库编纂责任，以此明示自己在文化上的正当性与正宗性。乾隆合计，以我方的河清海晏才担得起创作《诗经图》这一举措，才是着实融会了古东谈主“缘辞以立象，不雅象以玩辞”的精神，高宗、孝宗虽为汉东谈主政权却苟且偷生，他们绘文籍经的举动不外是游戏文字驱散，那处是着实融会了《雅》《颂》之旨呢？

不外今天看来，乾隆与群臣历经七年完成的这套《御笔诗经图》，在艺术确立上难以与前东谈主并排。以绘画水平论，马作笔法绚烂流利，柔而不弱，用笔丰富而不入流俗，堪为宋画之极品，乾隆《诗经图》则失态不少。以构想立意论，马作亦更有丘壑。如乾隆《鸨羽图》实写诗中场景，神气了一队征夫回头看树上的鸨鸟，发扬他们行役的懊恼；马作则考取一个侧面加以发扬，神气了两只鸨鸟栖息于树上，另外两只也振翅飞来，鸨鸟体形硕大，与树上的窠巢并持续顶，这诠释鸨鸟不得须臾远隔湖泊，暗意征夫苦于劳役而无家可归。马作虽未直陈其事，却更准确地传达了诗旨。再如乾隆《杕杜图》发扬了一个东谈主望向地上的杕杜，暗意其无兄无弟寂寥无依；马作则神气了两组对比的东谈主物，三东谈主成群走在沿途，另有一东谈主落在后头，孤单地转头看着杕杜，通过对比暗意“东谈主无手足，胡不佽焉”的主题。不错说，马和之在诗旨发扬上是更胜一筹的。

从马和之到乾隆，是一场跨时空的艺术对话。看成经典的视觉化蔓延，《诗经》图像展现了丰富的义理全国，拓展了咱们融会《诗经》、赏玩《诗经》的方式，也为后东谈主留住了始终的文化遗产。

（作家：吴 寒，系国度藏书楼古籍馆副商榷馆员）